中阿两国交恶以后阿方的疯狂反华排华
2008-07-29 12:10:25.0
邓小平叫停援阿
在中阿高层交往中，就经济军事援助拍板定案的中国领导人是周总理；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坚持原则的则是当年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交锋时，仗义执言，支持阿尔巴尼亚；在与阿方交往时，也对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直言不讳。
随着中阿两国关系日益恶化，阿尔巴尼亚反华调子日高，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国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之后，我国公布了外交部照会（即“七七照会”），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中国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尔巴尼亚以怨报德，对中国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方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中方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尔巴尼亚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方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中方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国撤援后阿尔巴尼亚的走向也作了估计，并制定了应对方案。报告认为：中国撤援后，阿尔巴尼亚马上倒向苏修也不那么容易，即使倒过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与中国关系也不大；它要倒向西方，我们也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石头。我们采取脱身政策，让出去，谁愿意背这个包袱就由谁去背。估计我国采取行动后，阿国要大喊大叫，要同我国吵架。我们不同它搞公开论战，不予纠缠，公布一下照会，批驳一下就算了。
果不其然。作为对中国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有病，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攻击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中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国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然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记得“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阿国朋友私下对我们说：“领导有指示，关于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外国电视节目可以看，但不许评论，更不能同中国人谈论。”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我国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记得有一天清晨，我同中国使馆的一位同志在馆内散步，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个白色的小塑料包。我们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16张明信片，分别写着送给“中国党”、“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使馆”和“中国的女排姑娘”等。此外，塑料包里还有一封用阿文书写得工工整整的信，信的末尾没有署名。从内容看，信像是一批在都拉斯工作的年轻人写的。信的字里行间充满对中国发生的一切的关注，对中国专家的怀念和对改善中阿关系的渴望。这个塑料包可能原打算在我国国庆节之际抛入，也许是因为没找到机会，直到年底的12月24日夜间，才乘守卫使馆的警察不备时，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包从墙外投进使馆院内的。
信中内容说：“值此你们的国庆节之际，请允许我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祝你们，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党取得更大成就，祝中国人民幸福，祝我们之间的友谊不可分割。在阿中伟大友谊的时代，我们还是一批小小年纪的少先队员。今天，我们已经长大，在各个部门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谈起中国专家的忘我工作，怀念我们同他们在一起的难忘的日子。我们想念他们、热爱他们。我们经常翻看同中国专家在一起拍的照片。看，这不是曾在塑料厂工作的何同志吗？我们也不会忘记中国‘黄浦’号、‘新风’号轮船上的中国船员。他们进入都拉斯港后，就与我们打篮球，一起去电影院，一起在海滩散步。每逢星期日，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伏尔加海滨公园的椅子上，面对着解放斗争博物馆，共叙家常。请原谅，我们把这些明信片交给你们的时间太晚了。没办法！我们等待着同你们见面的时候。”
中国使馆新馆发现窃听器
“七七照会”之后，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有关部门和中国驻阿使馆齐心协力，在很短时间内，利用尚未停航的中国民航班机将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撤回祖国的首都。当我方宣布被迫撤退专家时，阿当局虽大造舆论，对中国大肆攻击，但阿广大民众和基层干部对我方专家依依不舍，他们感激中国的无私援助，怀念中阿友谊。他们中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有的指着挂在墙上的霍查像偷偷地说：“这个人坏极了。”撤离过程中，专家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仍然对我方专家彬彬有礼，服务周到；当我方专家撤离的车队驶离驻地时，恋恋不舍的民众无声地站立在街旁，一些小朋友频频招手。
中国使馆机构、新华社分社人员也进行了大精简。刘新权大使回国“休假”未再返馆，而随后派去的大使就不再是部级或副部级的了。1978年9月，阿政府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公司被解散。中国驻地拉那民航办事处及北京—地拉那航线取消了，双边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也中断了。1979年和1980年春，阿尔巴尼亚先后调回驻华党报记者和使馆正副武官，但未正式声明撤回人员和撤销机构；1979年和1981年，我国也先后调回驻阿使馆正副武官，撤销武官处。新华社驻地拉那分社的办公大楼也交给了阿方，记者于1980年底离阿转到驻华沙分社工作，但未正式通知对方。两国外交关系进入最低谷。
1983年，中国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地拉那。刚一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大使听了十分突然，当即表示：“1．我刚到贵国，还未递交国书，尚未履行大使职责，怎么能马上就让我馆搬迁？2．阿方为中方修建使馆问题，事先并未征求过我方意见，建造什么样的使馆，建在什么地方，中方全然不知，你一见面就提出迁馆的事，很难理解；3．迁馆是一项大工程，不是三两天就可以办到的；4．所谓现馆舍是不是已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条件，只有现场考察后才能决定搬迁时间。”
这位司长未作任何表示，连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原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所在地，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直对我方起疑，担心中国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中国使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中国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新馆的前半部分改作了阿外交部，后半部分改作阿贸易部，新华社分社新址则成了阿通社，中国专家宿舍先是改作对内旅馆，后又成为环保部的所在地。
过了一个多月，郗大使到阿方新给的馆舍去查看了一番。新馆设在使馆区的最北部“斯坎德培大街57号”。郗大使等查看后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的必要条件，随即向阿方提出，新馆舍的院落、大厅、厨房、锅炉等10处必须进行改造，并强调在改造好之前，谈不上搬迁问题。在我方多次据理交涉之后，阿方原则接受了几项主要的改造方案，经半年多的施工，基本达到了要求。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为了安全保密和节省经费开支，使馆决定，由全馆人员和临时来馆修缮的工人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不雇用阿方一人一车。
迁馆谈何容易！中国驻阿使馆原是在小国的大馆。在中阿友好时期，中国驻阿机构多，人员也多。1978年，我国政府决定停建所有援助项目，撤走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大量精简使馆机构和人员。由于撤离时间紧迫，大批不能带走的物品都堆放在原使馆临时搭建的简易仓库内，新馆舍又没有一处比较大一点的仓库用来存放这些物品。工作人员几经挑选，选出了少量有价值的东西，运往新馆。余下的大衣柜、办公桌等准备免费送给阿方。出人意料的是阿方非但不领情，竟提出了索要废品处理费。还有上百部旧电影胶片和大量没有保存价值的资料、报纸等，都无法处理，只得就地焚烧，足烧了一个多星期。在搬迁过程中，全馆人员不分白天黑夜，超负荷劳作，用使馆的各种车辆，不论是超重物件，还是一般物品，都自行运送装卸。当时，我正奉命恢复新华社地拉那分社，也参加了迁馆劳动。
新馆舍院落原是一片废弃的水泥操场，四处坑坑洼洼，砂石裸露。经大家日夜奋战，把原馆的无核橘树移栽过来，用老馆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园，用废弃的钢管搭建了一条葡萄藤甬道，三面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都栽种上了麦冬草，还人造了一小块菜地。几个月后，新馆一片葱绿，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我遵照郗大使的指示，写了一份专题报告给外交部。外交部作为文件通报给了驻外各使领馆，通报表扬驻阿使馆人员的艰苦奋斗、自行搬迁、勤俭建馆的精神。
郗大使自抵达地拉那机场，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随即报告了国内，并要求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馆进行检查。当年国内派不出人来，直到1985年4月才派了一个检查组，开始用仪器对馆舍进行扫描，未发现异常。但在装修机要保密室墙壁时，检查组在靠近地面处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
挖窃听装置的工作非常艰巨，需要门窗紧闭，把敲凿声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无理阻挠。尽管如此，阿方从我们挖第一枚窃听器起就引起了警觉，在使馆的四周，加派了便衣警察进行昼夜监视。外交人员服务局人员（实为内务部特工）几次以检修电话线路和输电线路为由要进入我馆，均被我方拒绝。此计不成，阿政府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把大使召到他的办公室，提出要派人查看我馆的建筑结构，又当即被大使严正拒绝。与此同时，阿方对使馆人员进行了严密监视，我馆人员外出，阿方都派人跟踪。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国心态”，不加声张地拆除了之。我则写了一份内参，及时报告了国内。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情况实录下来，作为历史性的见证资料，使馆派我和一名外交官，开车前往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借来摄像机，将挖掘的全过程、窃听装置及缆线等都完整地录制下来。之后，将录像带、窃听装置、部分缆线通过外交信使邮袋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将这些实物和录像，作为对出国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中阿高层交往中，就经济军事援助拍板定案的中国领导人是周总理；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坚持原则的则是当年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交锋时，仗义执言，支持阿尔巴尼亚；在与阿方交往时，也对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直言不讳。
随着中阿两国关系日益恶化，阿尔巴尼亚反华调子日高，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国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之后，我国公布了外交部照会（即“七七照会”），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中国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尔巴尼亚以怨报德，对中国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方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中方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尔巴尼亚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方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中方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国撤援后阿尔巴尼亚的走向也作了估计，并制定了应对方案。报告认为：中国撤援后，阿尔巴尼亚马上倒向苏修也不那么容易，即使倒过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与中国关系也不大；它要倒向西方，我们也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石头。我们采取脱身政策，让出去，谁愿意背这个包袱就由谁去背。估计我国采取行动后，阿国要大喊大叫，要同我国吵架。我们不同它搞公开论战，不予纠缠，公布一下照会，批驳一下就算了。
果不其然。作为对中国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有病，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攻击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中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国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然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记得“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阿国朋友私下对我们说：“领导有指示，关于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外国电视节目可以看，但不许评论，更不能同中国人谈论。”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我国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记得有一天清晨，我同中国使馆的一位同志在馆内散步，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个白色的小塑料包。我们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16张明信片，分别写着送给“中国党”、“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使馆”和“中国的女排姑娘”等。此外，塑料包里还有一封用阿文书写得工工整整的信，信的末尾没有署名。从内容看，信像是一批在都拉斯工作的年轻人写的。信的字里行间充满对中国发生的一切的关注，对中国专家的怀念和对改善中阿关系的渴望。这个塑料包可能原打算在我国国庆节之际抛入，也许是因为没找到机会，直到年底的12月24日夜间，才乘守卫使馆的警察不备时，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包从墙外投进使馆院内的。
信中内容说：“值此你们的国庆节之际，请允许我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祝你们，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党取得更大成就，祝中国人民幸福，祝我们之间的友谊不可分割。在阿中伟大友谊的时代，我们还是一批小小年纪的少先队员。今天，我们已经长大，在各个部门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谈起中国专家的忘我工作，怀念我们同他们在一起的难忘的日子。我们想念他们、热爱他们。我们经常翻看同中国专家在一起拍的照片。看，这不是曾在塑料厂工作的何同志吗？我们也不会忘记中国‘黄浦’号、‘新风’号轮船上的中国船员。他们进入都拉斯港后，就与我们打篮球，一起去电影院，一起在海滩散步。每逢星期日，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伏尔加海滨公园的椅子上，面对着解放斗争博物馆，共叙家常。请原谅，我们把这些明信片交给你们的时间太晚了。没办法！我们等待着同你们见面的时候。”
中国使馆新馆发现窃听器
“七七照会”之后，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有关部门和中国驻阿使馆齐心协力，在很短时间内，利用尚未停航的中国民航班机将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撤回祖国的首都。当我方宣布被迫撤退专家时，阿当局虽大造舆论，对中国大肆攻击，但阿广大民众和基层干部对我方专家依依不舍，他们感激中国的无私援助，怀念中阿友谊。他们中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有的指着挂在墙上的霍查像偷偷地说：“这个人坏极了。”撤离过程中，专家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仍然对我方专家彬彬有礼，服务周到；当我方专家撤离的车队驶离驻地时，恋恋不舍的民众无声地站立在街旁，一些小朋友频频招手。
中国使馆机构、新华社分社人员也进行了大精简。刘新权大使回国“休假”未再返馆，而随后派去的大使就不再是部级或副部级的了。1978年9月，阿政府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公司被解散。中国驻地拉那民航办事处及北京—地拉那航线取消了，双边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也中断了。1979年和1980年春，阿尔巴尼亚先后调回驻华党报记者和使馆正副武官，但未正式声明撤回人员和撤销机构；1979年和1981年，我国也先后调回驻阿使馆正副武官，撤销武官处。新华社驻地拉那分社的办公大楼也交给了阿方，记者于1980年底离阿转到驻华沙分社工作，但未正式通知对方。两国外交关系进入最低谷。
1983年，中国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地拉那。刚一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大使听了十分突然，当即表示：“1．我刚到贵国，还未递交国书，尚未履行大使职责，怎么能马上就让我馆搬迁？2．阿方为中方修建使馆问题，事先并未征求过我方意见，建造什么样的使馆，建在什么地方，中方全然不知，你一见面就提出迁馆的事，很难理解；3．迁馆是一项大工程，不是三两天就可以办到的；4．所谓现馆舍是不是已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条件，只有现场考察后才能决定搬迁时间。”
这位司长未作任何表示，连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原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所在地，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直对我方起疑，担心中国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中国使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中国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新馆的前半部分改作了阿外交部，后半部分改作阿贸易部，新华社分社新址则成了阿通社，中国专家宿舍先是改作对内旅馆，后又成为环保部的所在地。
过了一个多月，郗大使到阿方新给的馆舍去查看了一番。新馆设在使馆区的最北部“斯坎德培大街57号”。郗大使等查看后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的必要条件，随即向阿方提出，新馆舍的院落、大厅、厨房、锅炉等10处必须进行改造，并强调在改造好之前，谈不上搬迁问题。在我方多次据理交涉之后，阿方原则接受了几项主要的改造方案，经半年多的施工，基本达到了要求。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为了安全保密和节省经费开支，使馆决定，由全馆人员和临时来馆修缮的工人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不雇用阿方一人一车。
迁馆谈何容易！中国驻阿使馆原是在小国的大馆。在中阿友好时期，中国驻阿机构多，人员也多。1978年，我国政府决定停建所有援助项目，撤走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大量精简使馆机构和人员。由于撤离时间紧迫，大批不能带走的物品都堆放在原使馆临时搭建的简易仓库内，新馆舍又没有一处比较大一点的仓库用来存放这些物品。工作人员几经挑选，选出了少量有价值的东西，运往新馆。余下的大衣柜、办公桌等准备免费送给阿方。出人意料的是阿方非但不领情，竟提出了索要废品处理费。还有上百部旧电影胶片和大量没有保存价值的资料、报纸等，都无法处理，只得就地焚烧，足烧了一个多星期。在搬迁过程中，全馆人员不分白天黑夜，超负荷劳作，用使馆的各种车辆，不论是超重物件，还是一般物品，都自行运送装卸。当时，我正奉命恢复新华社地拉那分社，也参加了迁馆劳动。
新馆舍院落原是一片废弃的水泥操场，四处坑坑洼洼，砂石裸露。经大家日夜奋战，把原馆的无核橘树移栽过来，用老馆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园，用废弃的钢管搭建了一条葡萄藤甬道，三面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都栽种上了麦冬草，还人造了一小块菜地。几个月后，新馆一片葱绿，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我遵照郗大使的指示，写了一份专题报告给外交部。外交部作为文件通报给了驻外各使领馆，通报表扬驻阿使馆人员的艰苦奋斗、自行搬迁、勤俭建馆的精神。
郗大使自抵达地拉那机场，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随即报告了国内，并要求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馆进行检查。当年国内派不出人来，直到1985年4月才派了一个检查组，开始用仪器对馆舍进行扫描，未发现异常。但在装修机要保密室墙壁时，检查组在靠近地面处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
挖窃听装置的工作非常艰巨，需要门窗紧闭，把敲凿声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无理阻挠。尽管如此，阿方从我们挖第一枚窃听器起就引起了警觉，在使馆的四周，加派了便衣警察进行昼夜监视。外交人员服务局人员（实为内务部特工）几次以检修电话线路和输电线路为由要进入我馆，均被我方拒绝。此计不成，阿政府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把大使召到他的办公室，提出要派人查看我馆的建筑结构，又当即被大使严正拒绝。与此同时，阿方对使馆人员进行了严密监视，我馆人员外出，阿方都派人跟踪。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国心态”，不加声张地拆除了之。我则写了一份内参，及时报告了国内。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情况实录下来，作为历史性的见证资料，使馆派我和一名外交官，开车前往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借来摄像机，将挖掘的全过程、窃听装置及缆线等都完整地录制下来。之后，将录像带、窃听装置、部分缆线通过外交信使邮袋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将这些实物和录像，作为对出国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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